又一个春天到来了，站在异乡的土地上，N千里的空间距离却无法引来我的乡愁，有风从南面吹来，带来一片一片飘舞的花瓣，伴随着花
　　
　　傍晚的时候，我一个人百无聊赖地在宿舍里踱着步，心里牵挂着即将毕业的她，想像着即将面对的别离，我思绪万千，一点学习的心情也没有。突然电话响了，她熟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我惊喜地叫着她的名字，往事就像风里的花香乘机一起涌入我的心里。
　　高二我们分到了一个班，她高挑，白净，漂亮，并且喜欢和漂亮的女孩在一起。长相平庸的我被班主任钦点为她的同桌的时候，她正趴在一大堆的书里，连看我一眼的工夫也省了。我有些沮丧地坐在她旁边，开始当时的主业——学习。
　　她高一时憎恨学习，讨厌老师，藐视学校。逃课，睡觉，考试从不及格。做出的事永远让班主任头疼不已，却又无可奈何。高二她突然想好好学习了，买了一整套的黄冈的教辅书，书的背面印有北大的未名湖和博雅塔的图片，很漂亮的让人向往的样子。那时我学习很棒，至少在她看来是非常了不起，因为她是倒数第一。我是个很热心的女孩子，这个优点我一直保持到今天，她偶尔问我个题什么的我很乐意给她详细讲解。刚开始我们只谈论学习的事情，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本啊！后来也会说到一些生活上的事，谈未来，谈理想，那时候我们都好向往去北大睡觉，那么古老有来头的一个学校肯定到处都是知识和文化的气息。然后我们把她的书的封面郑重其事地摆在课桌上，发誓一定争取要到北京大学去睡觉！
　　她很有出息的，第一次月考就考到中等以上了，她的突飞猛进一时之间成为老师们经典鼓励的榜样，有逼我宫的趋势啊！我们班主任逢人便说，“我们班那个很厉害的，上进四十多名呢！”
　　我其实是个很能闲谈的人，有一次她告诉我她有个男朋友在南京的东南大学，问我有没有男朋友或者是喜欢的人，我半真半假的编了一个爱情故事给她听，我不知道她信了多久，反正后来我说话又露馅了。我们的确说了很多的话，老师不满意了，把我们换了座位，我俩伙同我们的新同桌去找老师协商，以失败告终，显然，老班已忍无可忍了。
　　虽然我们不是同桌了，高中的生活也非常忙碌。可是我们偶尔也还是会一起逃个课去外面吃个饭啊，逛街什么的，看那些漂亮的衣服，鞋子，买好听的CD，在大街上左手拿着冰激凌，右手举着刚出炉的麻辣烫或是臭豆腐，把身上的钱花光，然后买一个

十六岁的春日。班上开展了一次有趣的活动，为了让全班男女同学能够和睦相处，老师特设了下周一为女生节，要全班的男生为女生做一件好事，并且赠送一件有意义的小礼品。
　　我选了她，叶小花。一个在此时几乎被全班男同学遗忘的农村女孩。靠窗的角落里，她安静地低着头。当台上的我大声叫出她名字的时候，她猛然吓了一跳。全班男同学开始起哄，大笑。
　　那样的笑声里，我与她一同陷入了年少的尴尬。
　　我与她不同。我选择她，完全是出于仁慈，甚至，是一种对弱者的可怜。虽然，我知道这个词对于叶小花来说是那么残忍，可我想不出还有其他理由。她接受我，估计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因为大家都知道，除了我之外，不会再有第二个男生选她。
　　每一堂课她都听得非常认真，尤其是外语。而我，痛恨所有的科目，我和年级中甚至是全校不爱学习的坏学生都认识。我们一起通宵上网、抽烟；偶尔用拳头对着别人的鼻子出气；背书包去果园里偷果子，大口大口地吃完果子，把剩下的残碎放在上课起立时前排同学的板凳上……
　　几乎所有的坏事我都做过。我讨厌外语，以至每次考外语的时候，听力题还没有放，我已经把所有的选择题做好，就等着交卷的时间到来。
　　班上有一个规矩，每次期中期末考试后都要进行一次排位大整理。全班同学走出教室，按照考试成绩的先后一一入场，挑选自己想坐的位置。
　　我记得很清楚，那次叶小花的成绩排名第一。她在所有惊羡的眼光中，缓慢地迈进了空荡的教室，朝着那个靠窗暗黑的角落走去。
　　坐定的那一刻，我不知道怎的，感觉胸膛被什么东西压了一下，沉沉的。
　　她用略带惊慌的回答制止了老师：我比其他同学都高，我坐后面也能看见，坐前面可能还挡到某些同学了。
　　十五岁的清晨，一个极端讨厌外语的坏男孩，闻到了善良的味道。
　　我选了叶小花作为女生节对象的消息还是传了出去，在整个学校的坏学生联盟里传得沸沸扬扬。在厕所里抽烟的时候，雷明和一群高我一年级的坏同学过来问我，是不是看上了叶小花。我说，你放屁。我就算看上一头母猪也不会看上叶小花。
　　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很少发火。一看我那样子，都没话说了。最后，雷明撂下一句话走了。他说，叶小花就是一村姑，以后是要回家去种田喂猪的。
　　我的心里忽然有些难受。我

在这座城市的街头，我曾不止一次地看到过这么一个人：五十岁上下光景，皮肤黝黑是肮脏所致，脸上、脖子上、手上、手臂上，满是污垢，遮住了耳根和颈部的乱发上，总会粘着些许纸片、草屑。胡子和头发一样乱，估计已有很长时间没去打理了。——一个精神病人。所有看到他的人都这么认为。
　　这当然是不会错的。不仅从他的外貌，单从他的穿着和举止，也明显看得出来：他的身上斜披着一块差不多已经褪去了本色的大红广告用布，腰间还系着一根深绿色的绸带。他的脸上涂满了戏剧油彩，甚至还涂上了口红。最显眼的，便是他的一头乱发上偏偏爱插上一朵花。这朵花大约是在街头的小公园里随手采来的，或红、或黄、或紫。
　　他常在桥头、公交站台、超市门口这类地方活动。说是活动，其实是自演自唱。一会儿演阿庆嫂，一会儿唱李铁梅，一会儿又成了玉堂春，没个闲儿。他的表演极为投入，煞有介事。如果他觉得身边没了听众，就会满大街乱跑，眼中根本就没有车辆，没有红灯。
　　“哪能让这种人在城市乱来?”不少人提出意见。
　　“相关方面都曾管过。但管不了。”有人解释。
　　后来，我还是陆续得到了关于他的一些信息：这位老兄原本是邻县一家剧团的配角演员，专门饰演战士甲、土匪乙、衙役丙、打手丁之类的角色。他不甘心演配角，一直企盼着演主角，而且是女主角。他找领导，要求改演旦行，无论是花旦、刀马旦，或者老旦，什么都行。领导呢，肯定是婉言谢绝了。一次又一次，不知怎的，他就有了精神病。
　　我没空去想他，后来干脆就忘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没再看到他。
　　上个月，我去了市内一处新建成的园子。这里有鲜花、有芳草、有假山、有曲径，还有喷泉。园子里，人们在抖空竹、放风筝、打太极拳、舞木兰剑，悠然自得。在一处带有遮阳棚的平台上，我发现有一群票友正在演唱京剧。这本不稀奇——哪一座城市的公园里没有热心的戏迷朋友在活动?使我感到意外的，却是那位正在演唱的人。我差一点儿叫出声来——这不就是那位“旦迷”(姑且这么称之)老兄吗!
　　老兄已经完全改了模样。头发理了，胡子刮了，皮肤白净了许多。衣着，也和寻常人相同。他正在演唱“同志们杀敌挂了花，沙家浜就是你们的家……”依然是那么投入，依然是那么忘情。我停住脚步，开始了对他真正的聆听和观察。他那身段虽然不敢恭维，但唱腔居然还像那么一回

人们只知道她是美国洛杉矶一位很富有的华籍商人，每年她都向中国内陆贫困山区的孩子们捐赠高达50多万美元助学资金，她的捐赠与别人不同，她从来不举行什么捐赠发布会也不通过慈善机构，而是委托大陆的一位好朋友通过电话和信笺等形式直接与当地学校联系，取得受助人的名单后直接把款项寄过去，并叮嘱她不要张扬也不要什么回报。
　　为此，几位学校的负责人给一些受助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发去信函，希望他们能定期给资助者写封信，在汇报自己学习情况的同时也表达下自己的感恩之情。但令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在整个资助过程中，多数人没有给资助者写信，而且即便是写了信的一些受助者，内容也多数不是强调自己家庭特别困难希望多资助点，就是希望能在学习以外的生活上也能给予帮助，往往洋洋洒洒十几个页码，甚至没有一句“谢谢”之类的感恩话语……
　　但她却并没有停止捐款，整整几年时间过去了，她一如既往资助山区的孩子们。后来她的事迹还是被媒体记者捕捉到了。消息来源于一名受助者，因为连续两月没有按时收到捐款，这名受助者父母把电话打到了报社，说他们的孩子往年每月都会按时收到300元的助学款，但现在却突然断炊，他们为此很着急，甚至抱怨说：“怎么说不寄就不给寄了？”就在他们说完这话的半月后，一封加急快件把应该资助他们的款项送到了他们手中。
　　后来，经过记者的调查了解到，其实他们的捐款早就预备好了，只是因为她的委托人所在的城市当时正赶上百年不遇的洪水，邮路中断所导致的结果。记者也因此找到了她在中国大陆的委托人希望能联系到这位资助者。但她的委托人却淡然一笑说：“免了吧，她嘱咐过我，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也不能透露自己的姓名！”
　　通常企业和名流捐款之类的，如果受助者像这样不懂得感恩的话可能早就被取消了捐赠资格，而她却……面对记者的疑惑，委托人笑笑说：“我曾经问过她受助学生需要什么条件不？她对我只说了一句话‘只要他们快乐地欣然接受就行！’”施舍并不一定要回报，也不是要获得某种施舍后的快感；资助者更多的是要保持一种宽容和对受助者的尊重，理解并同情受助者的不太阳光的心态，虽然他们在短期内怀着理所应当全无感恩的心态在接受着捐助，但我们也应该给予他们或者给他们的心态以改变的时间，让他们慢慢懂得感恩，懂得爱……

14年前，我中专毕业，来到城郊的一家工厂。我拎着一只帆布包，里面有日常用品。袋里揣着我母亲给我的30块钱，除此，我一无所有。
　　我的工资是194元，我的生活比学校里更苦。我每天吃的菜是一元钱一份的豆腐，很难吃。
　　与我同岗位的同事，都是城里人，他们在城里有房，父母都是工人，他们衣着光鲜，他们谈笑风生。
　　我很自卑。
　　工厂里有许多光棍，城里的同事笑话我，像你这样农村来的孩子，以后肯定要打光棍的。一位保养极好的阿姨安慰我：“小伙子，慌什么，这附近村子里有许多姑娘，到时给你介绍一个，你可以住到她家里，上下班都方便，而且有田地，不用再吃食堂饭了。”
　　我听了，更加自卑。
　　说起来很惭愧，我读书的梦想，就是进城，就是娶一个城里的女孩而已。
　　但那个时候，这个梦想被砸得粉碎。当年，我最大的乐趣就是进一次城，看看城里的花花世界。
　　有一个冬天雨夜，我没有带伞，我被冬雨逼进了一幢楼下，那双几十元钱的破皮鞋开始漏水，我冻得瑟瑟发抖，楼里有个中年人出来，看到了我，斥责我：“为什么呆在这里！”
　　我跑向另一个躲雨点，看着那些嘻嘻哈哈走过的年轻人，我悲从心来。
　　我清楚记得，那个冬夜，我泪流满面。
　　我很努力，我知道如果没有努力，我将会一无所有。我发疯似的工作，发疯似的写作，发疯似的干着一切可以改变自己境遇的工作。因为勤恳，我被公司赏识，成为一家大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因为我文字能力强，我被一家媒体录用；因为我积沙成塔的赚钱方法，我在城里购起了房，有了家。
　　现在，那家工厂一半左右的人，成了失业人员。我看到过我的同事，在劳动力市场汗流浃背找工作的情形，他们找到我，让我帮帮他们找一份维持生计的工作……还有那个阿姨，在市场时摆了一个摊位，每天为几毛钱的生意与客人争得面红耳赤。
　　我无法为自己得意，我很悲伤。
　　我其实就像候鸟，对季节的变化十分敏感，当感受到环境不适生存时，就会千方百计寻找适合自己生存的地方。于是，我开始努力地飞。我就像一只凡常的燕子，一直向南，向南，飞越茫茫的大海，只是为了远方好个温暖的家园。
　　动物学家说，动物之所以能够长途飞行，主要出于一种简单的生存本能，即使在飞行中死

踏进山村的那一刻，她就后悔了，真是不该跟父亲赌气。一座又一座的山，好荒凉。大学毕业后，父亲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城里给她找好了工作，可她就是不干，硬是要来山区教书。她是不想让父亲庇护自己，她想依靠自己，好好锻炼自己。
　　老校长把她接到学校，指着两间石头房子告诉她说那是教室，然后又指着一边的一间石头房子告诉她说那是她的宿舍。就这样的条件！她实在不敢想象自己怎么在这里生活下去，工作下去。老校长把宿舍的门给她打开，把钥匙交给了她，对她说，以后，这里的一切都交给你了。
　　老校长走了，一切都交给她了。可她还只是一个20多岁的姑娘呀，她的任务很重很重。她整理好宿舍，重重地倒在床上。还没有开始工作，她就已经感到了累，甚至感到了窒息。她多么希望父亲能够给她打电话来，只要父亲说一句话，叫她回去，她必定马上就走。可是，手机根本就没有信号，就是父亲真打电话，也打不通呀。
　　明天才开学。学校冷冷清清，就只有她一个人。虽然学校处在村子中间，靠在山下，可平时，除了老师，就没有别人来。她很无聊，无聊地把手机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她多希望有亲人或者朋友或者同学给她打电话发短信，那样，她就可以跟他们交流，向他们倾诉一下自己的委屈。虽然她已经爬到了山顶，但手机就是没有信号。握着手机，她在山顶上轻轻地哭了起来。虽然她后悔了，但是她却不能就这样回去，那样，只能得到父亲的嘲笑。
　　不过，下午就热闹了，村子里的大人都来看她，给她送来米送来菜。孩子们也来了，孩子们围着她，左看右看，上看下看，一个个笑嘻嘻的。孩子们问她，你就是我们的老师？她点了点头。孩子们说，你真漂亮，就像是天使！她忽然笑了。是的，对于这些渴望知识渴望读书的孩子，她，无疑是他们的天使。所以，村子里的人才那么尊敬她。虽然一个下午都有人找她说话，但是，她依然觉得自己很孤单。许多话，她根本就没有听进去。许多话，她都是在应付。她是天使，是城里意外飞来的天使，而他们，他们是什么呀？沟通？根本无法沟通。
　　人们终于散尽了，她自己弄饭吃了。然后她把宿舍的门关得紧紧的，还把宿舍里的窗子也关得紧紧的，躺在床上看起书来。她根本没法看进去，她很无聊，也很害怕，她看书只是为了打发时间，驱赶恐惧。白天的时候，山里的年轻男人个个都把目光在她身上盯来盯去，那时她就很紧张。现在是晚上，谁知道他们会不会打什么坏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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